气候民主
谈判进行到第二周的后半段,前来报道的记者终于多起来。一位路透社的记者说,目前正值金融危机,记者们都去报道政府救市了。看来,西方民众更关心经济,而不是气候。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积极性远比应对气候危机要大。
根据英国萨里大学(SurreyUniver-sity)教授蒂姆·杰克逊(TimJackson)的计算,目前全球每生产1000美元GDP,相当于向大气中排放0.5吨二氧化碳。如果要满足450ppm的减排目标,又想把目前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目前水平,到2050年时的每生产1000美元GDP就只能排放0.03吨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
如何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与清华大学合作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就在波茨南大会上,该项目负责人之一的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Stavins)教授为200多位代表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斯塔文斯认为,未来的减排必须是多方位的全球合作,必须与国际贸易同步,为减排者提供足够的经济刺激。他认为奥巴马将会在美国引入碳交易(Cap-and-Trade)的模式(而不是碳税),允许相关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自行采取最经济的减排方式。与此同时,必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否则不可能达到目的。
斯塔文斯教授向本刊记者透露,该研究项目的另一位负责人约瑟夫·阿尔迪(JosephAldy)教授最近被任命为奥巴马新政府的气候变化高级顾问,而奥巴马当选后发表谈话指出,他将把碳交易机制引入美国的能源市场,并承诺在未来10年里每年投资15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哈佛大学研究小组很可能就是美国新政府气候政策的智囊团,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未来气候政策的走向。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此次大会上单独宣布了本国的减排目标。墨西哥提出到2050年将本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5 0%,菲律宾提出到2020年把可再生能源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例提高到50%,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也都纷纷表达了符合国情的减排计划和意愿。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甚至表示,争取到2012年实现全国零排放。
与此相比,欧盟的表现令人失望。12月12日下午,谈判会场传来了欧盟气候能源一揽子计划终获批准的消息。按照这个被简称为“20-20-20”的计划,欧盟将在2020年实现减排20%、节能20%,并使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上升到20%。这一计划比IPCC建议的“发达国家减排25%~40%”目标尚有距离,但欧盟主席表示,如果其他发达国家做出积极的响应,减排数字有望增加到30%。
虽然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雄心的一项减排计划,但分析家指出,欧盟实际上对重工业集团的游说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允许钢铁、化工和水泥等制造行业免费得到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看来,在目前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是欧盟的首要任务。
欧盟的消极心态给波茨南带来了巨大影响,原定星期五下午结束的谈判一直拖延到星期六凌晨2点才宣告结束。本次谈判在“共同愿景”和CDM改革等重大议题上没有任何积极的进展,只是在“适应基金”(AdaptationFund )上有了突破。UNFCCC终于决定在明年开始正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这笔适应基金依然只能从CDM的交易中抽取2%的税金,目前的总量只有可怜的8000万美元。要知道,波兰政府光是为召开波茨南大会就花了3000多万美元!专家估计,要想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至少需要上百亿美元。
即使如此,德波尔仍然称适应基金是本届大会最值得夸耀的成果,毕竟这是很多深受气候变化之害的最不发达国家从联合国拿到的第一笔钱。如果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那里看不到诚意,还怎么能指望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队伍呢?
在谈到对明年的气候谈判结果的展望时,德波尔指出,不能指望一份议定书解决所有的问题,哥本哈根谈判很可能只会谈出一份框架性文件,各国将会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再来协商具体的减排计划。
这句话看似外交辞令,但细心的人已经听出了其中的悲观意味。看来,我们不能指望《哥本哈根议定书》能够像《京都议定书》那样拥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减排指标,全球减排行动即将进入一个没有领导人的多元世界。
尾声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挤满了人的边会现场。美国众议院的“传声筒”在总结美国在京都的失败教训时说:“克林顿试图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迫使美国民众接受《京都议定书》,结果遭到惨败。美国的气候非政府组织吸取了教训,改变了方式,采用自下而上的做法,在公众中展开宣传,再让民意去影响市长、州长和国会议员。结果就是,美国的很多州先行动起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施瓦辛格担任州长的加州。”
看来,民主不一定能产生一个最佳政策,但却一定是实现政策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