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您也说我国遭遇的各种极端天气现象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在本周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把气侯变化列为双方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国际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又应该着力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郑国光:这个问题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因为全球气侯变暖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变暖的很多问题,极端灾害的增多,气侯变暖对农业、林业,对粮食的安全、生态的安全,包括能源的安全都产生比较严重的一些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侯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对气侯变化它的事实影响,怎么样减缓气侯变化,从科学上进行了一些评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那么气侯变化现在它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已经是涉及到人类发展的一些问题。
郑国光:气侯变化已是涉及到人类发展的问题。
大家知道2007年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把气侯变化作为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联合国秘书长也任命了三个气侯变化的特使,专门处理国际社会应对气侯变化的问题,非常重视。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了联合国的气侯变化大会,这个大会要求世界各国、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来应对气侯变化。当然气侯变暖一方面是自然原因,气侯有个自然变化。但我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人类的活动对这种气侯变暖的影响,所以需要人类采取一些行动来减缓气侯变化。
反过来人类对气侯变暖有什么影响呢?就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这种温室气体的增加就导致地球的温室效应的增强,温室效应的增强就导致全球变暖。那么人类怎么去排放温室气体呢?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的改变,比如说工业化,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大量开垦荒地,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向大气层排放。自从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急剧地增加,所以现在的全球变暖实际上也就是工业化革命以来不断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比如说二氧化碳作为一个主要的温室气体,它在大气中存活时间是50年到200年,而且当时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革命时期无约束的大量的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当前的温室气体过度排放。但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一个程度,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就是从过去50年才开始逐步地发展的,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加快发展,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贫困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利用应对气侯变化的问题,讲这是全球的行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要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违背了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侯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这里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来处理应对气侯变化。共同保护地球气侯就是人类的责任,但有区别,就是谁先排放的,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增加,你就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在公约也好,京都议定书也好,都规定了发达国家要率先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要在2012年排放要比1990年要整体减少5.2%的排放,同时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的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应对气侯变化。实际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并没有完成他们承诺的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但没有减缓,而且许多发达国家还是增加了。同时又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要共同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就涉及到发展权益的问题。
在最近召开的关于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侯变化的会,确定了一个长期的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就是要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比1990年或者2005年减少50%。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发达国家想利用这种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主持人:很不公平,他们严重透支了他们的东西,但是现在让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不公平。
郑国光:对。比如美国前布什政府,他拒签京都议定书,他不履行已经承诺的国际协议,他赢得了至少八年的时间。因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经济发展是矛盾体,经济要发展肯定要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现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要在应对气侯变化方面要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在应对气侯变化方面美国的奥巴马政府非常积极。当然过去欧盟是非常积极的,到现在也是很积极,这样的话通过应对气侯变化来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讨价还价,实际上发达国家在应对气侯变化无论是技术、贸易、立法等等各个方面,他们都有长期的一些准备。比如说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技术,包括贸易的规则,他们准备好了。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是正在消除贫困,加快发展,其实我们,比如说中国,我们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按照联合国贫困线的标准我们还有1亿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我们正在发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一些责任,那就是说他们发展好了,我们不能再发展了。所以气侯变化问题已经明显成为一个发展和不发展的一个问题。
在今年12月份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侯变化大会上,国际社会各方还要进行一些讨论。这次中美经济能源会谈把气侯变化纳入进去,也试图把中国纳入到减排的国际环境,背后有许多的这种争论、斗争,涉及到中国要不要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