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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地描写。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瑞典文学院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2012年12月
1990年，钱钢筹备《中国减灾报》改版期间，试图建立一个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编《二十世纪重灾百录》。他邀请当时在《农民日报》工作的刘震云写1942年河南大旱，邀请当时还在部队搞专业创作的莫言写1927年山东蝗灾。
几年后，项目完成，莫言以他惯常的虚幻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蝗虫奇谈》，刘震云写出了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1999年，《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12月，《一九四二》热映。同月，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地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这是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所致的颁奖词。
七十年前，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曾在河南指责一位中国军官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白修德错愕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仗是为谁打的呢？人民饿死了，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本末倒置的巨大悖论，让他实在理解不了。
2012年，一部《一九四二》让许多看过的人自问：“如果我在1942年，我会怎么样？我当如何？”也同时引发了民间了解追问相关历史的热潮。
4日晚的分享会上，有年轻人困惑发问：“一个事件，包括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到底通过几个维度的共同描述才能尽可能地还原这个事件的真实？”
史航这样回答：“我想起前两天老六（张立宪）他们在深圳有一些座谈，有个人问他你那《读库》的作者，你就干干巴巴写两字名字，你也不写这个人是干吗的，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诗人，还是文史学者，以前有什么作品你都不说，这样我对他也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为什么这么偷懒？老六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喜欢看这篇文章的话，你应该有渠道自己去了解这个人。’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
“同样道理历史史实也是这样，我们开始接受一个史实，有的人他就是把中学名词解释背下来，一辈子不再想起，高考之后就跟中国历史绝缘，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那他的命就是这样。也有些人觉得这样恐怕不够，就像说我跟一个女孩儿、网友，她发了一张照片，免冠照，我觉得这不够吧，你有没有别的照片给我看一看。我可能就想要第二张第三张或者自己去找。同样道理对历史史实，慢慢我觉得教科书不够，我还要外国人的观点，外国人会不会太有成见、又有一些误读呢，我看看中国有没有当时的记录；当时记录会不会官方有所隐瞒呢？再看看口述、报告文学、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会不会太局限，河南省就写河南省这点儿事，把人家陕西人说得很不友好，我再看看陕西呢……你的焦虑形成你的期待，慢慢形成你的动力，你自然会再走。如果你满足于两个维度，或者你觉得80个维度都不能满足你。所以不用预先设定，因为设定好以后，当成一个负担，比如每次8个维度，凑到3个你就累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吃了没饱就再吃，吃饱了就不吃，对历史这个信息，吸收到这为止，觉得饱和了，停住。某一天觉得又怀疑了，就接着再往前吸收。”
“有的人可能因此成为一个调查学者、一个编导”，在史航看来，“这就是命运的推动”。
2012年，“通过一个电影，所有人的目光在一个电影上交汇了，这一定肯定超过了一个电影的价值。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有时候一个民族他们的目光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共同交汇一次。我们很高兴提供了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刘震云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