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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酝酿19年的电影,在这个冬天终于上映。对于编剧刘震云、导演冯小刚来说,是一解多年胸中郁结的圆梦;对于观众尤其年轻人来说,却打开的是了解上世纪发生在中原大地那场灾难的一个窗口。
关于电影呈现的历史是否准确的争论仍在网上继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提供了一个直面本民族苦难的契机:揭开尘封许久的历史,关注被遮蔽的过往,追寻细节中掩藏的真相。
有时候,一个民族的目光需要在某一时间共同交汇一次。而沉痛,或许恰是价值所在。
■看见■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豫灾实录》,《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写于1943年1月17日,原题《无尽长的死亡线》
老人常秀峰,1938年生人,更多人知道她另一个名字——“梵高奶奶”,65岁丈夫去世后才第一次离开农村,跟儿子在广州生活。后来看见广州高大的木棉树觉得很美,她拿起孙女的蜡笔70多岁生平第一次画画。她因为那些好看的民俗画在香港办过一次个人画展,两次被请上“鲁豫有约”,她的画作被法国著名摄影师鲁斯本、马英九收藏。
“梵高奶奶”的老家是河南,南阳方城县拐河镇江家村。1942年,她四岁。
编剧史航看过她画的逃荒。“全家人逃,途中卖掉了她一个小姐姐还是小妹妹。她画上大人背的筐里会有这个孩子,穿着比较鲜艳的红色衣服。就其实是已经卖掉了的自己的手足,但在她画上一直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始终都在。”还有一幅油画是关于蝗灾,人还蹲在地上力图捡一些麦穗、抢一些粮食,头顶上蝗虫已经像日本人的飞机一样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画面。“她儿子有一次很有闲心地数,我忘了他告诉我是画了有几百只吧,有个数。”
然后老人回忆起他们逃荒的岁月,“她其实是不认字的。画着画着,想画故乡的东西,再从故乡想到亲人,就开始画亲人离开故乡一路上的事情,把自己的记忆一点一点画出来。”
“就像香港以前有一个老流浪汉叫曾灶财,他用毛笔满墙寻一些空白的地方写字儿,写自己认识的人和亲人的名字,想起谁就写谁,后来成为一种涂鸦,2003年还送去过威尼斯双年展。他去世后这些都保留着。就是一个人总是拼命用他的方式把记忆弄出来,文人可以写小说、可以接受采访,我们每个人可以发微博,但是对有的人、对梵高奶奶、对曾灶财来说,她就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她就自己画这个画写这个字儿。”
史航擅长戏剧策划,帮忙看过电影《一九四二》其中一稿的剧本。他印象特别深的《温故一九四二》那本调查体小说里,刘震云访到一个叫花爪舅舅的人,求他:“饿死人那些事你再说点儿细节。”舅舅本来跟他聊了半天,一听这个话就恼了:“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但其实,总归我们还是得要细节。其实历史就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要不然,历史就是一个纯官方的教科书上的概念、一个中学教科书上的名词解释,背下来得几分的东西。”
12月4日晚在北沟沿胡同“杂志客厅”,一个《1942:河南旱灾》纪录片放映和分享会上,一个年轻的男生在听完上述话后举手发言:“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过日本人打过来时她们逃难的情形,她在无锡,她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一路逃。她牵着她的小妹妹,她母亲抱着最小的孩子。飞机在头上轰炸,奶奶当时告诉我飞机会俯冲下来丢这个炸弹。最后一个炸弹把她们四个人全部炸散了。她牵着她的妹妹一路哭,哭到前面看见她妈妈抱着小妹妹一路也在哭,四个人最后又见到了。我这么长时间一直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当我看到这个电影,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丢炸弹,老百姓在下面逃难,大家开始四下奔逃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原来只在书本上看到或别人告诉你的一些很平淡的描述,尽管你知道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感受。但通过这个电影,你能切身感受到当年你的祖辈们所遭遇到的那些苦难。”
“我一个好朋友去世,他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下午就到网吧打游戏,说‘人早晚要死’。我并不反感下一代人想法。但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到!如果没有那么多苦难,如果每天都像花一样,一代代母亲不过是依靠本能繁殖并培育孩子的人。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母亲就要流泪?为什么那么多酸楚涌上?”博友徐敬亚的话。
作家加缪说,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唯有通过记录与言说,让人走进历史、还原苦难,才能让逝者的生命重新尊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