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菅直人虽然承诺不会抛弃灾民,却没能让救援物资及时送至灾区;他不断召开会议,过多的负责人任命却导致无人真正负责。日本政府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吉田: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地震之前,菅直人政权已经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突然的地震给了菅直人重新赢得民意的机会。因此,他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到“政治表演”上。菅直人出身理工科,可以在核危机应对中提出好的建议,然而东电和官邸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说就是自民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距离,作为政策执行方的东电不能完全执行菅直人的意图,隐瞒信息。
刘:在钓鱼岛问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就不断向菅直人施压,在各地举行“倒阁”运动,煽动所谓中国威胁论,刺激民族主义,使菅直人政权深陷内忧外患。自民党当然不希望民主党通过地震重新赢得民意,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实际上影响了灾难应对。
日本民族最怕负责任
记者:据报道,在对核事故负责的官商学三大体系中,基本都是来自各大名校的精英阶层,本应迅速、准确地应对灾难,将损失降到最低,但事实却不尽人意。这种现象的背后说明什么?
刘:有句话说,“日本民族是最怕负责的民族”,它有两层含义:最负责:按照规章制度,如果是我分内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也一定要完成。福岛50勇士不顾生死进行危险作业,就是“负责到底”的表现。
最不负责则是说“责任恐惧症”。地震海啸核危机忽然来袭,在没有相应的制度的情况下,谁都不敢成为政策的制定者,害怕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