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攻坚之年，也是国家公园省建设的启动之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的目标，具备“五年设立国家公园”的条件，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为全国生态保护提供了一个好典型、好示范，为2020年正式设立国家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构建
按照“坚持优化整合、统一规范，不作行政区划调整，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的原则，突破条块分割、管理分散的传统模式，三江源国家公园组建了省州县乡村五级国家公园管理实体，行使主体管理职责，基本解决了“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突破原有体制的藩篱，实现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对3个园区所涉4县大部门制改革，整合林业、国土、环保、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实现集中统一高效的保护管理和执法。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重要饮用水源地、国际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保护地等各类保护地功能重组、优化整合，结合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增强园区各功能分区之间的整体性、联通性和协调性，对各类保护地的完整性和原真性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全覆盖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当中，强化牧民群众在保护生态中的主体作用，注重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试点政策制定上,将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创新设置并实施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充分调动牧民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使其从放牧员转变为生态管护员。目前，园区实现了“一户一岗”，共有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
赫万成说，目前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引导牧民群众规范开展生产经营，组织实施产业扶贫、安居扶贫、社会扶贫、脱贫保险及农牧民转产就业培训，通过扶持园区畜牧合作社，支持搬迁牧民产业发展等手段推进园区精准扶贫工作开展。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使牧民群众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长效收益。
在充分尊重牧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尝试将草场承包经营逐步转向特许经营。鼓励牧民以投资入股、合作劳务等多种形式从事家庭宾馆、旅行社、民族演艺、交通保障、牧家乐、餐饮服务等经营项目，促进发展适应国家公园建设、生态保护的第三产业。
统一的生态管护模式基本确立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先后累计投入22.5亿元资金，重点实施了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保护监测设施、科普教育服务设施、大数据中心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强化园区管护能力。扎实推进三江源二期工程、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持续改善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镇公共服务能力，增强集聚效应，减轻草场压力，逐步达到转岗、转业、转产的目的，实现减人减畜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推进山水林草湖组织化管护、网格化巡查，组建了乡镇管护站、村级管护队和管护小分队，初步形成了点成线、网成面、全方位的巡护体系。
增水增绿增和谐
2018年，从国家发改委和中科院组织的第三方综合评估情况看：三江源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好转，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日益提升，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突出表现为：水资源总量明显增加。水源涵养量增加到每年408.95亿立方米以上，年均增幅达6%以上，而且水质始终保持优良，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湿地面积跃居全国首位；植被盖度明显提高。草地平均覆盖度、产草量分别比10年前提高了11%、30%以上，草地整体退化的趋势开始得到遏制，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不到20%增加到治理后的80%以上；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多：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数量得到恢复性增加，藏羚羊的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牧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多措并举实施易地搬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畜牧业和旅游业等，牧民年均收入增长10%以上，困扰多年的人畜饮水、群众用能等困难得到有效解决，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赵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