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

提要:事实上,全球气候谈判已经演变为与WTO、自由贸易区(FTA)以及地区安全机制合作谈判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后,气候谈判等国际多边舞台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利用所谓的规则和规范,牵制、控制、抑制发展中国家增长过快并从中渔利的工具。

11月26日到12月7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卡塔尔的多哈召开。今年的会址有点特别,卡塔尔是石油天然气的主产国,而气候谈判争论的是如何减少因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多哈又是WTO多边谈判的会场,而多哈回合历时11年迟滞受挫,致使贸易投资领域的多边框架受到质疑。多哈气候回合能取得怎样的进展,将反映国际秩序博弈的态势。

多哈气候回合难有突破

依据去年德班会议的共识,2020年所有签约国不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全面参加减排框架,且要在2015年前完成谈判,划分各自义务与权利指标。基于此项共识,多哈谈判一开始便将议题聚焦于如何制定2015年前的谈判计划。

另一项重要议题是,如何延长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京都议定书”第一轮减排框架今年年底即将到期。德班会议的共识是将其延长,以让发达国家继续先行承担减排责任。 欧盟抢先主导,以捍卫气候秩序的领航地位,但围绕延长5年还是8年的问题不仅内部有分歧,且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意见不一致。美国早在2001年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绝履行率先减排义务,更不会加入第二轮减排框架。日本虽一贯以议定书以日本京都命名为荣,但拒绝参加第二轮框架,其理由是2011年日本地震核泄漏导致核电停运,必须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无力完成减排任务,且公开指责中美不加入,它也没有加入的理由。由此,日本事实上丢失了气候秩序谈判的主导权。日本在环保问题上单向对外的政策也很难获得广泛的政治感召力,无法确保其在未来国际气候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发达国家牵制手段多样化

后危机时代,美日欧普遍陷入财政危机,产业竞争力下降,直面新兴国快速崛起的竞争,其“多边牵制,双边取利”的制约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多变化,既包括贸易投资,也包括金融货币,更附加了海上安全,而气候、环境、减排则成为其手法翻新的“道义制高点”。

以日本为例。为获取利益,日本提出了“两国间炭权信用机制”,挑战联合国多边“清洁机制”(CDM)。这种机制的特点是,通过日本企业出口节能减排相关技术和设备,在海外完成减排,并征得受援国政府的认可,将减排额度转让给日本企业,算作日本企业在国内完成的减排指标。

日本同时针对中国、印度等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出,2020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加入减排行列,形成“公平且有实效”的法律机制,其意图无外乎是要确保其“气候重商主义”的落实。

以地球气候的名义,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主导产业分工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发展中国家需转换思维

早在2008年的波兹南会议上,尽管各国达成共识主张发达国家要对工业化历史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但日本始终拒绝技术转让,并将重点目标瞄准中国。事实上日本看重的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规模庞大的环保市场。根据十二五规划,环境建设、环保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今后的重点目标。中国的“生态城”、“智能城”建设更是节能环保事业的领头羊。

据日本“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估算,2030年世界生态城、智能城的市场规模将达3100万亿日元,按现价汇率折算约40万亿美元,。

欧美也将战略目标瞄准中国的节能环保市场,重点指向核电、高铁、电站、水务等,更加突出碳权交易和碳汇市场建设,手段更加市场化和政治化。

鉴于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手法翻新和掠夺市场的战略用心,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化、机械化和理想化地应对国际多边舞台上的气候谈判。在政策战略的制定、议题指标的设定,以及谈判队伍的构成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以多维度的思维,综合考虑自身和平发展战略,确保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权利和机遇。(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