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众刚把眼光从首尔和横滨移开，现又骤焦到墨西哥的坎昆。在这座旅游名城将于本月２９号始召开由联合国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越来越极端反常的气候不光给人类带来不安和困惑，如气候变化影响厄尔尼诺，其活动中心转向中太平洋；又如不加强减排，全球３０年内或遭遇极端干旱气候等，因此，人们对此次大会寄予期望。大会将讨论多个核心问题：《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减排目标，转让新技术，以及援助资金及时到位等。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应视作政治基础，政治家们需拿出决心和智慧；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应看作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领袖们须显示责任和气度，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际公众要问：如此多的政治精英集中在坎昆，能否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基础上向前跨进一步，或在原地踏步？

进展有限分歧尚存

哥本哈根大会后，联合国成立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工作组，１８２个国家开始实质性协商。今年５月首轮协商在德国波恩启动，各方对工作组主席提出的“谈判案文”意见不一。“案文”加入了《哥本哈根协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评，指出“案文”没有处理好“巴厘路线图”的授权，造成５０％至８５％程度上的偏离，“形成严重不平衡”而遭拒。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三年内提供３００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至今迟迟不见踪影。至于在《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方面，美国以尚未立法而告吹。此前５月在挪威举行、有５０国家参加的气候和森林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出资４０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等行动，这倒是一个突破，问题是承诺要及时兑现。北非摩洛哥１１月中旬召开论谈，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使坎昆大会获得成果，不能再空谈。

减排仍是关键

要遏制气候变化向极端发展，关键在于减排，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减排多少则是关键中的“关键”。经多轮谈判和激烈较量，确定了“共同有责但有区别”的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减排目标上，却显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发达国家在科学论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在３００多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但非主因，而中、印新兴经济体在近二三十年中排放量的骤增则成为主因而非原因之一。发达国家困守这一反历史逻辑，这是美国推出在２０２０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削减仅１７％如此低的目标的原因。对此，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发表四国《天津声明》，认为美国应提高减排目标，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造成气候变暖的主因在中、印，因而中、印应大大提高排放量，且指责后者不透明，应施以国际监督。这种偷梁换柱的策略，一是逃避历史和现实责任，二是剥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印的继续发展权。实际上，根据国际１８５国研究报告，澳大利亚人均碳排放２０．５８吨；美国年均人排放为１９．５８吨，中国为４．６吨，不及澳、美的２５％，在１８５个国家里排第４４位，而按人均历史碳排放总量计算，中国为６６吨，而英、美人均却高达１１００吨。

发达国家不愿转移新技术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投入了大量资金，且卓有成效。他们将此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另一制高点，也是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未来十年内，美国在新能源计划上的投入将达１５００亿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行政当局对此项投入总额超过了４００亿美元。欧盟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十年能源战略中，清洁能源的消耗比例就达２０％以上。发达国家不愿转让以上各种新技术，认为这是他们长期研究之成果，且掌握在私人大企业、大公司中，国家无权勒令其免费转让。其实，这也是发达国家阻遏新兴经济体继续发展的手段之一。用西方媒体的话来说，美国要垄断“绿色话语权”，而欧洲则竭力想成下一个中东。

中国态度既理智又负责

中国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力度。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５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４６％。在此基础上上，中国政府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这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达此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大力发展风电、且已成为头号风电大国，并将列入明年开始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从而推动我国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吴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