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五十年过去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驾驶。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两年半中，“考课屡列优等”，成为该校的高材生。

其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稳定，社会繁荣，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思想学说正风行英国。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

《天演论》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人，并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