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中心合作，基于贫困状况以及陕西省气候变化影响脆弱区（干旱和洪涝）的分布，在7个贫困县选择7个村进行调研，并完成了脆弱性评估报告。今年，他们将对曾经调研过的长武县的宇家山村实施具体的适应和扶贫措施。

         长武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几年大力推进贫困移民工程。该县亭口镇宇家山村正在进行新村规划。郑琦所在的团队要做的就是和村长、农民沟通，将气候变化适应和低碳的措施纳入到新村规划中。

         “我们在前期调研时，让农民一起参与。他们自己画出村里的资源图、农事历（农事活动的时间安排、哪些季节会出现什么灾害）、社区关系图（医疗设施等资源与农民生活的距离）。跟农民讲'气候变化'，他们可能不太懂。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种田、种树这些农活儿和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让他们谈谈收成情况、降雨情况、怎么施肥、种哪些作物等等”，郑琦介绍说。一起参与调研的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机构。

         经过调研，他们发现这里长期干旱，雨养农业小麦和玉米减产能达到50%。但近几年又出现了罕见暴雨等极端天气。未来全球变暖还可能增加这里的天气更加复杂。

         “我们在评估报告里，建议他们引进更能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品种。或者能意识到气候变化趋势，采取一些主动适应措施。比如，随着气温升高，苹果的可种植范围扩大了，可以适当增加种植面积。如果农民能利用好变暖的有利趋势，也可以增加收入”，郑琦说。他们还会把报告提交给当地政府。“政府部门也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了气候变化与他们工作的关系：帮助农民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当地经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紧密相连。”

         虽然报告内容清晰明了，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很多。比如，这里普遍存在过度施肥的现象，不仅60%的化肥浪费掉了，还对土地造成破坏、排放更多温室气体。但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无知”造成的。“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种田的基本是老人。施肥要每次施少量、次数多，但老人没有那么多的体力这样做。”

         郑琦也希望村里能多些年轻人，这样他们推进项目的时候会顺利很多。“年轻人沟通更顺畅，新的观念能更快接受。另外，我们的一些适应措施，也需要掌握更多的新技能的人完成，比如想推动网上交易，老人学会这些比较困难。”

         虽然不是刻意挑选，但郑琦周围还是青年人占多数。“也许是出差多，也有理念方面的问题，年轻些的更能接受新生事物”，郑琦说，还有些准备出国的大学生会到乐施会做志愿者。因为国外大学很看重学生的社会事务参与程度，出国前参与了NGO活动，有利于他们申请国外大学。虽然目的有点“功利”，但“重在参与”也是非政府组织的精神之一，郑琦觉得只要他们在为保护气候和环境做贡献，就不要过多计较他们的初衷。“这些志愿者里，很多都是出国深造环境、环保、发展等学科的，出国前实践一下也无可厚非。也许他们今后会进入到政府部门、资源公司工作，那么他们有了气候变化视角，总会利于以后整个社会氛围的形成。”郑琦说，她以后也还是准备在相关领域继续深造，但目前，她只想脚踏实地做些事情，把自己“装的满满的”。 【全文】

        电话中，王简的声音非常平和。也许是因为要经常在高校“游说”，介绍项目、宣传理念，她讲起项目的事情非常熟练，也非常耐心。“2007年到2009年，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校园能耗调研。2012年我们联合能源管理专家编写了《校园碳核算攻略》作为教材，在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建立试点，帮助试点团队完成《校园碳核算报告》，并与试点团队共同分析碳核算数据、评估校园节能减排潜力并形成方案建议，为后续节能减排行动奠定基础。”

        今年，这个项目准备在全国50所学校中选取15所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通过评估撰写适于高校的减排方案。

        和在当学生很不同的是工作中要学会自己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而这个过程正是王简从项目中收获最大的。“如何与校方领导老师们沟通、建立合作，是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现在一大难点。有些学校很支持我们的项目，也有学校并不支持。提升我、学生社团与校方领导老师们沟通的能力，争取领导老师支持，我想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也能帮助学生未来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积累经验”，王简说。她觉得NGO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我们不激进，慢慢跟学校沟通，或者通过培训，先跟学校社团沟通。”

        一直听说NGO的生存状况不乐观，不过听王简讲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悲观。“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会遇到困难，我还好，至少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项目也让参与活动的大学生收获良多。北京林业大学的李嘉仪在项目总结中说：“如果你想要得到从未得到过的东西，就要做从未做过的事情。在气候变化如此宏大的命题下，项目给了我一个平台，从观望到行动，作为高校青年亲身参与低碳行动，自己动手去调研，去初步了解专业层面的知识。在北林试点团队成立前，我没有接触过气候变化领域，也不了解学校管理部门。通过在组长的带领下多次和学校不同管理部门沟通，了解了校园节能的方方面面，体会到现阶段不同人群对低碳命题的态度。”

        对于青年人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王简有更多的想法：“我觉着应该是政府出政策、企业出技术，这样来鼓励人们参与低碳活动。学生要首先了解现象、掌握技能，进而成长为人才，才能尽个人所能发挥作用。”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以享乐为第一要义，但王简还是相信会有更多人参与低碳行动。“像现在雾霾这么严重，大家都避免不了要接触，所以年轻人都会关心的。”【全文】

        2010年加入的张晓曦，现在负责的是“生态预警机制II期”项目。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义务巡护员搜集红树林被破坏的情况，分析、归类后，按重要性从低到高划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个预警干预级别。在通过向媒体、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之后，他们会跟进整改过程，最后面向公众公布一份事件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的报告。去年他们在90次巡护过程中，共发现5起红色预警事件、21起橙色预警事件、24起黄色预警事件。

        他们面对的往往是比较强势的企业或政府部门，举报破坏行动和监督整改措施，比红树林生存状况调查等工作要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没有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也没有法律背景或能力，面对陌生领域多少有些紧张和无从下手的感觉。”2012年，他们首次尝试用法律途径解决广西防城港的红树林被破坏的事件，最终以他们撤诉结束。

        诉诸媒体，可能是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申诉途径。例如今年3月，他们发现了一起福建龙海市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滩涂被沙场侵占事件。他们和《海西晨报》的两位记者一起去现场后，该报为他们登了一个版面的报道。

        保护红树林的工作表面上看仅仅是“游走”在风景如画的地方，实际上加班也很经常。“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一天7小时每周5天，但所有的同事都会超出很多。除了需要完成工作而加班外，更多的是要阅读相关的行业资讯，思考怎么让自己的项目做得更好。这样算下来，我们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可能比别人要多一半吧。”但即使是这样，面对辛苦还带有几分危险的工作，王简也不愿意贴上“高尚”的标签。

        “我小的时候，在家乡有很多机会亲近自然，可以在院子里种花种菜，养鸡养鸭。大学时加入学校的环保社团，开始更多的学习和了解环境议题。毕业后一年辞了第一份工作，恰好看到CMCN在招聘，于是就申请加入了。我们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有相似的经历，热爱自然（然后）大学加入环保社团或参加过环保活动（然后）毕业求职的时候选择环保组织。”张晓曦不觉着有自己多崇高，只是觉着似乎选择这个是种“必然”。

        现在支撑她的反倒是“享乐”精神：“我认识的NGO的年轻人并不比其它人更无私善良、更富于责任心，他们更多是在这份工作中找到快乐。”她说，“如果没有这份乐趣，成就感和责任感只会让我疲惫。”【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