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 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荣委，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

【正文】说起应对气候变化，人们首先会想到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制约着化石能源的使用。

在我国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下，在工业化快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继续增加的阶段，限制化石能源似乎就会限制经济发展。

因而，人们很容易地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制约发展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是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伪科学，认为低碳是一个陷阱。不错，国际上的确有人企图要我们承担过分的减排义务，以此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人家设陷阱并不奇怪，不往里跳就是了。重要的是，节能减排并不是源自国际气候谈判的舶来品，而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何况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从国家乃至全球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机遇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环境和发展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各国的能源资源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选择，推动国家乃至人类发展方式的转变。

过去的30年，中国快速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增大，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必须“转型发展”的阶段：由比较粗放的发展转向科学发展，由资源的低效高消耗转向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由牺牲环境转向环境友好，由低端产业的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发展，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内需、创新驱动。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谋划今后的发展。

推动我国实施绿色低碳能源战略 “十五”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十年增长2.2倍，对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2010年，我国GDP占世界生产总值9.5%，但能源消耗已占全球的19.5%，能源排放的污染气体居世界之首，温室气体占世界的近四分之一。我国煤炭的年产量已达30亿吨，其中只有一半符合科学产能的标准。单位GDP的能耗、污染排放和碳排放都过高。这既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关，又和能源系统效率不高有关。

靠着掠夺全球资源，在二百多年间美国达到了相当高的现代化水平，但同时也养成了过高的人均能耗，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每年的能耗却占到世界总能耗的20%，如果世界各国都达到这个水平，就需要四五个地球才能养活，那将是人类的灾难。

简单的数据表明：中国只能以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不能走美英工业化道路。显然，中国的科学发展呼唤绿色、低碳能源发展道路，它的三个要素是：节能；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发展非化石能源。这些战略要素既导致绿色，又导致低碳，这个能源战略是经济——环境双赢的战略，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与此同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战略也要求各国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应该说，出于我国内在需求的战略客观上顺应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后者又反过来促进着我国自身需要的绿色、低碳发展，是转型发展的推动力和战略机遇。无论对气候变化有多少质疑，这个绿色、低碳发展战略都应该是稳定的、坚定的。

应对气候变化还推动我们对中国能源的长期战略作深入的前瞻性研究，并促使我国科学地把握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的边界。

节能将成为我国转型发展的一个标志 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多。我国对降低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作出承诺，首先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需要。

在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同时，应该理智地控制化石能源的总量。我国能源需求不应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靠初级生产力要素的高投入，而应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根据我国煤炭科学产能的实际能力，并考虑到其他能源的实际供给能力，将2015年我国的能耗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煤左右是必要和可能的，并应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