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升温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未来，全球同步出现高温热浪事件也将越来越常见。人类需要做的，是变猝不及防的“遭遇战”为厉兵秣马的“阻击战”。

而我国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急需为应对高温常态化备好“施工图”“任务表”。

一个大趋势：增强社会肌体的高温“韧性”

在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重发的当下，“气候韧性”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在面对像今夏极端高温一样的灾害性天气时，一个真正的有韧性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如风吹劲草，百折不挠。灾害过后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自愈，回归正常节奏。

加强韧性，靠的是提升社会肌体的适应性。这里的“适应”，指的是通过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风险识别与管理，采取调整措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防范不利因素，以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潜在风险。在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看来，尽管从根本上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要靠减排，但适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是解决眼前问题的措施。

那么，“高温韧性（适应）社会”如何构建？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元丰提出，中国社会要做好这种极端高温常态化出现的准备，在建设“气候适应（韧性）社会”行动中，着力建设“高温韧性（适应）社会”。通过多方面建设，使社会包括人、建筑、基础设施和开放空间，做好抵御气候变化带来极端高温影响的准备，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他指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建设“气候韧性社会”的四个步骤，或许能为“高温韧性社会”建设提供参考：第一，评估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风险；二是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适应规划；三是采取适应措施；四是监测和评估适应情况。

当然，这绝不能等前一步尽善尽美后才开启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时不我待，必须先行动起来，在实践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未来数十年高温成“新常态”，在高温热浪事件已经发生并且应对高温的气候适应体系还未成熟时，我们要做什么呢？

一个小目标：建设有针对性的预警发布系统

“目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建立并完善高温预警制度。”王元丰表示，“预警发布之后应该有各种行动和要求。”

高温影响广泛，覆盖能源供应、人体健康、农业生产、生态安全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需要什么样的预警，才能更好地帮助其及时反应、最大限度地减轻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作为最先感知到高温的气象部门，又能做些什么呢？

综合来看，各个领域对高温预警的需求无外乎以下几方面：

精细——预警不仅仅要在空间尺度上更加细化，还要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有所细分。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副教授朱浩然指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地表温度超过70℃，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和路面养护，路面高温预报可以为养护部门提供作业指导，这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提醒。

提前——除了临灾预警之外，还需要时空尺度更大的预报预测，尤其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到了救灾这一环，其实损失已经在所难免。

这背后指向两个实际需求：

一是更强大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在巢清尘看来，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的方向是构建无缝隙全覆盖、智能数字的精准预报预测新业态。“我们要加强对灾害性天气气候精细特征规律的认识，探索人工智能气象应用算法，发展以数值模式应用为内核、以自主可控的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模式为基础的核心技术。”

二是更专业的影响、风险评估能力。只有知道高温会对哪些区域、行业影响最大，才能做好应急方案，规划好经济、技术和人力投资。重庆市潼南区是我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之一，在此次高温事件中饱经“烤验”。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翔表示，未来，潼南要在强化气候变化，尤其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测预警、健全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体系方面狠下功夫。

当然，因为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威胁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过程十分复杂，开展影响和风险评估难度很大。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黄存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的高温预警系统缺乏针对性，“预警系统多针对气象，结合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较少，且较为简单，尚存在优化的空间。”而要叠加对健康影响的评估，往往需要相关领域数据互联互通，据此展开一系列影响评估指标和技术体系建设。

一个大框架：应对高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正如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撰文提出的，今天的地球正进入一个全新时期，极端高温很可能只是气候危机的冰山一角而已。那么应对高温，也有必要放置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课题下统筹考虑、规划。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到，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适应如前所述，是强健社会肌体；那么减缓则是作用于大环境，通过能源、工业等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较长时间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以稳定和降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减缓气候变化速率。

在媒体直播中，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明确指出，减排就是最好的“适应”。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则表示，要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寻找突破，直接减排与间接减排相结合。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共享已经形成的先进经验，政府在政策层面统筹谋划考虑，企业在自主减排上自觉发力，社会团体和公众积极参与。周兵称之为“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的‘五环’”。

其中他着重点明：“实际减排过程一定要有公众参与。”而实现这一点，前提是公众能够意识到节能减排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需要量化评估，比如公众要能知道他们自己的碳足迹。”周兵举例，据测算，平均每个1千克内的小件快递在包装环节产生的碳排放有983克，每取一个快递，相当于开车8公里；往返乘坐两次飞机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种6棵树才能补偿，这些实打实的数据比说教更具说服力。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领域也正成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我国提出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然而，风能、太阳能的分布和开发受到季节、地理分布等自然条件影响，其间歇性和波动性会影响电网稳定性。

巢清尘表示，建立碳中和目标下能源气候服务、生态气候评估、大气污染气候预测评估及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和风险预警等业务体系，有效管理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引起的潜在风险，都要发挥气象部门的作用。同时气象部门也正不断提升风能太阳能气象业务的核心科技支撑能力和新技术应用能力，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顺利实现提供支撑。（叶奕宏 吴彤 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