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如无声海啸，需要各国紧急采取措施，共同应对。”《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里的话，在当下并非危言耸听。如今，气候变暖正影响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纪录片《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总制片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副总编辑傅雪柳告诉记者，在拍摄过程中，他们看到，青藏高原一些原本寸草不生的地方竟长出了青稞；贵州毕节一些曾经“水草丰美”的地方如今已成不毛之地……

沧海桑田的变迁证实气候变化切实给中国农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在未来，这些改变到底是福音，抑或是祸端？一切似乎指向未知。

影响：利弊并存弊为首

“气候变暖利弊共存，而负面影响更大。”IPCC第二工作组报告《2014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以下简称IPCC报告）中国作者之一、沈阳农业大学教授谢立勇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热量条件提升对高纬度地区而言有利因素增多。”谢立勇说。据悉，近30余年，高纬度地区的早熟品种已演变成中、晚熟品种，增产能力大大提高，且多熟制种植界限北扩西移。“不过，温度仅是作物生长的指标之一，还需水分、光照等条件默契搭配，好处才能显现出来。未来，热量条件是否会继续‘造福’高纬度地区有待时间验证。”谢立勇说。

在为高纬度地区带来“热量”福音的同时，气候变化给其他更多地区带来的是威胁。

“有人认为，气候变暖后，霜冻会减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郑大玮说，虽然春天霜冻提前结束，秋天霜冻推迟出现，但作物的生育期也会以相同的节奏改变。由于气候波动加剧以及农作物脆弱性加大，农业生产上实际发生的霜冻灾害却在加重。与此类似，低温冻害也依然频繁发生。虽然冬季整体变暖，但温度波动变大，不乏不期而至的剧烈降温。这将使作物在冬前失去抗寒锻炼的机会。“在抗寒锻炼很好的年份，即便是寒冬，小麦也能安全越冬；反之，在抗寒锻炼很差的年份，暖冬也会出现大面积死苗。”郑大玮称。

除此之外，最近30年到50年，极端天气事件无论从发生频率或强度上都呈上升趋势。

“纪录频频被打破，天气不循常规已成新常态。”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姜彤说，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无雨日数和强降水频次均明显增加，旱季更旱，雨季中，涝灾更严酷无情。1961年以来，东北、西北的干旱带不断扩展。西南地区的冬春季干旱也日益加重且常态化。

在极端事件之中，另一个多变的“角色”是台风。“传统认识上的台风正在发生变化。”姜彤发现，台风数量虽然变化不大，但强度明显增强，且行踪更加诡异，变得更难预测。七八月份正是粮食成熟期，一次超强台风足以让沿海一年的收成毁于一旦。

气候变化还会牵连整个生态系统。随着气候变暖，病虫害的远距离传播能力也会提升。谢立勇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通常“居住”在云贵高原到两广地带的稻飞虱目前已经将地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而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其家族规模也在扩大。“纬度每偏低3到5度，代数便会增加2到4代。”谢立勇说。

除上述威胁外，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作物的品质和营养成分，同时，也会对作物的存储、加工、贸易等环节带来不良影响。

对策：渐进适应与转型适应结合适度应对气候变化

“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部分。”郑大玮认为，针对不同的情况，应采取不同适应措施，包括渐进适应和转型适应。

渐进适应包括三个层次：利用生物的自适应能力；以人工方式增强自适应能力；人为改善局地环境。

郑大玮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多指标体系的构想，在降水、温度、湿度等要素没有超过作物承受范围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其自适应能力，降低成本；当外部环境变化显著时，通过培育耐寒或耐旱品种，帮助作物增强自适应能力；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还可利用人工增雨等方式改善局部环境。

转型适应针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发生质变的情况。当气候变化带来不可抗的灾害时，可以利用“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通过调整物种类型或时空布局，使其能与变化的环境相互协调，当气候变得有利时，引进某种新的作物，如气候变暖使得东北一些地区可以扩种水稻，这也属于转型适应的范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气候类型及作物类型，这是利用‘生物多样性’法则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利条件。”郑大玮称。

同时，郑大玮提出，要注意采取“适度”适应措施。例如，近20年来，华南热带作物冬季寒害空前严重，就是由于过度估计气候变化影响、作物大面积北扩带来的后果。

目前，IPCC科学家提出了新的概念，即虽然人们能够借助模式模拟出未来情景，然而气候变化本身及其影响均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合理的适应措施似乎成了“无解”之题。“最为合理的方式是针对不同情形，采取‘分类适应’措施。”郑大玮介绍，对于比较确定的气候变化影响，如二氧化碳浓度继续攀升、海平面上升、风速继续减小等，要采取战略性适应措施，制订相应的规划、修订工程防御技术标准，提高农业“免疫能力”；而对于气候波动与极端事件，以及掌控之外的气候变化影响，需强调“应变技术”，提前做好预案。

“对于应变，又需做好‘两手准备’，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应侧重于防范预测中发生可能性较高的灾害，对于概率较小的灾害也要有所考虑。”郑大玮举例说，随着气候变暖，旱涝急转的频率上升，在抗洪时一面需要规划水库的放水量，一面又要通过科学计算，为可能到来的干旱留有余地。”

前沿研究：推广个例关注粮食安全的全过程

在谢立勇看来，构筑一套适应气候变化的理论体系有迫切需求，而案例研究的方法切实可行。“没有一种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尽相同。”他认为，中国有着最为丰富的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实践。专家应当走进田间地头，对农民无意识的适应行为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加以提炼，在适宜区域推广。

“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粮食生产，而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考虑储存、加工、运输以及贸易等多重环节。而上述所有环节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IPCC报告作者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高级专家林而达提出。在中国，每年浪费的700亿斤粮食之中，损失部分来自于仓储过程中害虫“夺粮”。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害虫发生发展的规律会随之改变。此外，气候变暖还会导致火灾以及霉变比率上升。“气象部门除了提供预测服务之外，还要和农业及粮食部门联手做好粮食仓储期的服务。”林而达称。

此外，贸易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气候变化会导致不同国家的环境格局发生变化。郑大玮告诉记者，气候变暖之后，俄罗斯以及加拿大的部分不毛之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鱼米之乡；北极航线（远比从东亚向西北欧通航的苏伊士运河距离更近）在夏季开通的时间将会更长，对于这些，都应有超前意识，占领先机。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作物脆弱性研究应进一步量化。林而达认为，不同作物的生理阈值不同，未来的研究应细致到某种作物在某个“成长阶段”所能够承受的最高、最低气温，或最长无雨日数，唯此，才能做好应变。此外，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众多，不只是气候变化，还有政策改善以及市场因素等。这需要洞悉每种因素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有针对性地加大某一方面的投入力度。这也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研究的前沿课题。

在众多专家看来，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要素来看，其影响以负面为主。然而，他们也看到，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人类曾经历数次气候变化

“劫”，而每一次趋利避害，都会使农业管理及技术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气候变化，祸兮？福兮？命运流转于人类手中。”在林而达轻快的结束语中，谜底已悄然揭开。（文/中国气象报记者贾敏）